百年来包括元宵在内的传统节日一直面临着主动变革与被动改造相互交织的问题。“1911年，以西方民主政治为蓝本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的结束。民国政府为了显示自己认同欧美文化的世界性，引进了格里高里历，以公历纪年。引进了西洋历法之后，古已有之的官民共享传统节日面临着新的世间秩序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这时已经开始了靠近欧美为主的全球化过程。在现代中国，激进的政治力量常常以压制民族传统节日为推行新政理念与管理社会的方式。”节日及其存续其间的种种文化艺术活动，往往需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中，并遵守一系列或隐或显的规章制度。节日民俗来自传统、来自过去，或多或少代表着旧时代、旧思想，当新时代来临、政权建立之后，节日民俗包括节日期间广大民众的种种行为习惯乃至节日本身就容易甚至应该成为被改造的对象。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视角，分析自贡灯会的存在历史可以看到，进入中华民国历史阶段，自贡灯会的民俗事项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前在节日习俗中最大限度表现出来的基于宗教信仰的种种行为被不断消解，以至于彻底消失。为新政权、新思想服务的新的制灯办会模式逐渐形成，为新的社会生活中值得纪念、值得庆祝的重大事件而制灯办会的新民俗开始出现并彰显其意义。于是，在自贡灯会发展历史上，出现“庆典型”灯会。所谓“庆典型”是指那些虽然保留着传统制灯办会行为，但不在元宵期间举行的新的制灯办会行为。在自贡，这些新的灯会民俗文化习惯形成显然受到政治力量影响。“抗战前，自贡地区几乎每年都在‘双十节’举办提灯会，一为纪念辛亥革命中献身的仁人志士，二为庆祝国庆。”此处提到的“提灯会”已经具有现代节庆文化活动特征。提灯会脱胎于更早一些的“提灯游街”，是商人群体为夸耀财富、提升地位、扩大影响举行的公共性集体活动。根据《自贡灯会志》记载：“清至民国初年，春节期间，自流井以一些大家族为主体，组织一批又一批的闹年锣鼓开路，提灯游街。提灯队伍前头走的是一对大纱灯，然后是四队或五队圆灯，紧接着是竹编油纸张糊的长方形灯，灯上写着朱红扁字以标明某姓某堂，方灯后面是亮筒子（似火把），亮筒子后又是一批闹年锣鼓开路的提灯者。”这样的活动，显然已经失去了宗教信仰普遍包含的神圣性和仪式感，是新的地地道道的属于这个城市的民众集会。将之视为自贡灯会过往历史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因为其与制灯观灯息息相关、与文化娱乐息息相关，然而细想起来可以发现，这个活动就是商人阶层或许再加上地主阶层为夸耀财富和提升地位而采用的一种特殊手段，是一种具有广告意识并利用了制灯观灯既有传统的宣传策略。
与此同时，制灯办会的主体和观灯民众的社会身份也随着时代变革而出现深刻的变化。“民国10年（1921），容县举行的提灯会上，荣县中学学监赖君奇制作的彩灯，是一盏直径为一米的圆形‘地球灯’，特别引人注目，灯上世界地图中的中国地图用红墨水涂得绯红。提灯游街时，他插在游行队伍中用竹竿高高擎着，非常突出。”民国30年（1941）‘双十节’，正逢湘北大捷，收复宜昌、郑州。是日街上挂满国旗和五颜六色的标语，满街张贴着壁报。下午四时，机关、团体、学生、武装人员，每人手提灯或者执着火炬前往慧生公园（现彩灯公园）集合，庆祝典礼会毕后，绕自流井街道游行，这次最吸引人的是汉章小学的飞机灯。”进入中华民国，或多或少接受过外来文化熏陶的办会者和制灯人，还有观灯群众，都在以新的态度、新的方式对待彩灯和灯会。彩灯造型逐渐打破千百年来表现“吉祥”“喜庆”的一贯原则，具有时代感并反映新的内心诉求和审美理想的题材开始出现。灯办会主体成员的社会身份与构成来源不断增加，导致承载其中的宗教信仰内涵彻底消解。同时，大量具有时代感的视觉元素开始汇入并成为饶有兴味的话题和记忆存留的对象，使自贡彩灯和自贡灯会出现新气象、新风尚，为新的地域文化传统形成奠定基础。事实上，节日民俗虽然具有强烈而显著的传统属性，可以视为旧时代、旧生活、旧文化的代表，但既然根植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反映着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寄托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就能够保持可以随时随地脱胎换骨的特殊品质。在当地民众约定俗成的集体认同中，节日民俗既承载着民族千百年来持续不变的崇尚喜好，也表现着每一个藉藉无名者在此时此刻的真实诉求。心随事牵、情因境寄。节日民俗在不断变化之中保存着民族具有永恒魅力的文化喜好，经由个体行为选择汇聚成难以改变的集体无意识，在与往昔比对之时相对恒定静止，反衬着传统独一无二的历史价值。正是一个又一个的传统节日使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得到有效保存，使活在当下的每一个普通人获得感知历史和认识过往的机遇。而不断变化的世界必然塑造着一辈又一辈普通人的生活日常，在传统文化的内核表面包裹起层层时尚光鲜的外衣，犹如树木的年轮，其存在时间愈长，痕迹就愈多，边缘就愈发清晰，通过痕迹变化就能判断时代转折与人事更迭，也能理解文化难以改变的本质所属、根脉所系。百年来，鉴于自贡人已经适应了彩灯别出心裁地表现真实生活，表现真实生活中那些有可能感动着普通人的新生事物，因此，当灯会需要持续举办之后，制灯办会者必然需要重视本地观众的审美习惯，必然可以接受那些紧随时代的生活题材。由此可见，自贡灯会绝不是在自贡举办的元宵灯会，或者说由自贡人举办的元宵灯会，而是脱胎于春节和元宵节日民俗，传承着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体系中吉祥喜庆文化内涵的现代节会。
从晚清民初开始，与西方思想文化冲击传统文化并行交织的是中国社会逐渐开启城市化进程。从身处社会中上层的知识精英到社会底层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目不识丁者，纷纷选择在城市定居，逐渐脱离乡土生活，城市的文化吸纳和运化功能因此得到快速发展。百年来，基于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持续聚集，城市彻底取代乡村，成为新兴文化的策源之地和异质文化的传播驿站。如果说，边远的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庇护所，它庇护的是远离普通人普通生活的文化孓遗，繁荣的城市则是孕育现代文化的实验场，它提供的是引导新兴文化产生的各种有利条件。文化的汇聚和劳动者的聚集，使城市成为文化生产的中心，使城市生活成为艺术表现对象，使生活在城市之中的平凡而普通的个体有能力、有机遇成为艺术的消费主体。作为文化创造或文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创作主体的生活经历和灵感来源决定着艺术生产必须也应该契合现实需要，因为这是为平凡普通个体服务的文化，是为城市之中社会各阶层民众服务的文化。城市具有唯一性。城市所处位置不同、形成历史不同，决定着此城市完全不同于彼城市，不同城市相互之间的必然差异决定着城市文化各有不同。“城市的文化特性是城市间的民族历史传统差异的体现，是城市应保存的有价值的文化内涵，是城市居民对本民族、本地区和本城市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固定的认同的看法和行为表现，城市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城市文化。”不同的城市文化孕育并涵化着不同的城市民俗，使发生在城市之中的文化生产成为城市民俗文化的必然组成部分，既有城市民俗则成为文化生产过程之中影响文化主体创意形成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具有千年历史传统的元宵张灯民俗并不为自贡独有，只是繁荣的盐业经济使当地的制灯办会风气更为兴盛，民众对节日赏灯抱有更多希望，组织者对制灯办会赋予更多诉求，能工巧匠也更愿意定居于此，从而获得更好的生活境遇。百年来，与周边城市比较，因盐设市的自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阶段内，地方经济条件相对优越、文化氛围相对活跃、社会管理相对宽松，使自身成为人才聚集之地，成为外来思想外来文化的交汇激荡之地。当制灯办会逐渐过渡由中华民国的地方政府主持之后，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参与者和策划人必然要将新思想新文化带入其中，由此使自贡灯会和自贡彩灯形成有别于异域他乡的“现代”气质。
